近十几年来以污水处理达标排放为目的的水系统中，我们努力削减污染物质，投入大量的基建成本，研发和应用了大量的新技术新工艺，努力践行着一级B，到一级A，再到地表四类甚至三类水的目标。但是，一级A也好，三类水也好，我们所排放的达标尾水，真的满足环境的需要吗？黑臭河道的形成，城市水环境生态功能的丧失，水污染引发的各种疾病…… 我们尚不能很好地对这个疑问做出判断，但是我们应当引发思考。

2017年，世界水日选用“水回用”作为主题，宣告了绿色城市水系统时代的到来。鼓励个人和团体节约用水并提倡水的安全回用，让污水经过处理，达到可满足城市杂用、工业用、灌溉用、生态补给、生态修复、生态储存的再生水。

再生水用于杂用、用于工业、用于灌溉…… 那再生水的标准应当如何设置？是否一刀切的高限值已不再适合绿色水系统？

标准的制订，应当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与环境效应所统一协调。如果常年未得到检出的指标，即没有必要列入标准，如环境可消纳甚至可以利用某些物质，则相关限制即可放宽。

曲院士提出了标准制订的三个原则：（1）应该由收纳水体的自净能力所决定；（2）应该由所规划的水体水质目标所决定；（3）应该由水环境水生态安全水平所决定。

对受纳水体而言，我们不得不排放的再生水，可能恰恰是对生态需水必要补给；水的排放不仅仅是关注控制污染的简单约束，更是加强对水环境、水生态的修复功能；我们所排放的再生水，不应当是与自然水环境格格不入的陌生者，而应当可以与原有水生态系统迅速融合。在经历了生态修复、生态补给以及生态储存后，可被多元利用，形成健康循环，即可产生构建绿色可持续的城市水环境系统、解决城市水环境污染问题、缓解城市缺水情势等三大效益。

但是不能忽视的是，随着检测水平的提高，和越来越多新兴污染物的发现和重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其中最核心的，即生态风险控制。

目前我国水环境已检出112种PPCPs，其中药物94种，个人护理品18种。在94种药物中，抗生素占据了四分之三的江山，数量高达71种。

这些污染物，从上游污水处理厂排放进入水系，会改变河流的水生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造成下游敏感生物的减少。更值得关注的是，生物之间因为这些污染物的接入，相互作用造成的生态影响，甚至超过污染物的直接损害。所谓的相互作用中，也包括这些污染物经过生物累积，通过各种途径，对人体健康所产生的风险。

曲院士提出了水质和效应协同的理念。认为单纯用限值来约束污染物，只是实现生态系统健康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实施感知急性和慢性生物毒性，在关注基于有限指标的达标处理基础上，建立生态融合的理念和目标，这将比无限制增设控制项，或一味提高污染物限值，更具现实意义。

曲院士认为未来的城市水系统，一定是充分挖掘污水的资源属性，使其再生并转化为安全、可利用的水资源；利用生态转化，将工程再生水转化为生态再生水，兼顾水环境改善和生产生活需要。

在工业4.0如火如荼的今天，绿色城市水系统的建设也是对我们的标准制订、工艺水平、管理能力、检测监管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倒逼我们不断革新理念，与时俱进，不墨守成规于简单的指标限定，更要用科学的方法，用协同的理念，综合性地评价水质指标，切入痛点，强势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