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周岁纪念会上，我作了一次长篇汇报“我的人生回忆与感悟”。回忆是真实的记录，感悟则未必确切。以前我也应邀写过几次自述，都是横剖面的综合解析，这次则是按时间顺序叙述，大抵算是历史性纵剖面的回顾。其中也有一些新思考和感悟，算是我活到八十岁才自觉弄明白的一些人生道理。实际上，不但过去远没有做到“四十而不惑”，而且即使到了八十岁的现在，仍然感觉对人生大惑不解。

在纪念会上作报告

我把自己的人生解剖为由三种元素合成，也可以分为少年、青年、壮年至老年三个阶段。各阶段的主旋律则分别是文化人、政治人、科技人，不过实际可以说是“多元一体”。每阶段或许都有自己的愿望和选择，但更多是由时代环境决定而被选择，似是身不由己，命中注定。

因此第一个感悟就是人生虽有自我选择的可能，但其实那是很难如愿的。我并不自认为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但时代的巨浪总是推动和塑造着自己，归根结底总脱离不了时代环境，结果仍成为一个随波逐流的“社会人”而已。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在任何条件下我总是不甘人后，拼命奋斗，尽力向前而没有沉沦随俗。

美国华裔儒家学者杜维明曾给“公共知识分子”下过定义，大致是：关切政治并不从政，参与社会不以为职业，注重文化并不专研某一门学问。我当然不是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更称不上儒家，但我的大部分人生轨迹确实是：关切政治和国内外时事但自己不愿从政，虽然厌恶世俗礼仪但也不能完全脱离人群而免除应酬；参与社会活动并以科研教育为主要职业，虽不经商但还要介入生产实践过程，还要同企业家打交道；名和利仍是动力，不过尽量取予有道，不触及心中道德红线；注重和爱好文化，好读书而欣赏文史哲但缺乏深入钻研，限于时间而只能碎片式阅读，却不求甚解。所以，总的看来，我还是在一堆矛盾中过着社会世俗生活。杜维明等所谓理想的知识分子对我或许只是理念和幻想，比较真实的我还是“多元一体”的“社会人”，自称“杂家”而已。

其实，我所谓“文化人”时期只不过是我在童少年时期，自己向往将来成为某种文化人。那时处于日本及国民党统治下我杂乱地读了许多文史书籍，而不求甚解，愤世嫉俗，期望国强民富，自以为作为文人墨客或许能够达到理想、目的。当我接触和接受革命思潮后，激情奔放，可谓身先士卒地投入群众运动，自然也免不了成为运动群众。我在大学毕业前后十余年，做一名业余兼职的“政治人”，从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到城建系党总支书记。所幸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竟在被选择从事的“环境水化学”学科中，初步寻觅到途径。我归纳历年教学所得，编著出版了《用水废水化学基础》一书，树立起“环境水质学”的求索目标，于是从此安心准备沿此道路前进而不动摇，立志在余生不再追求政治职务。

1977年，我正式调入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所，全家回到故乡北京，不久又由环境情报室转入污染化学研究室，成为全职科研人员，从而转化为真正的“科技人”。这对当时已46岁的我来说，不仅是职业身份和工作性质的转变，而且是人生目标和劳作贡献进入新阶段的截然变化。我的前半生处于国家民族积弱积贫、寻求方向的动乱年代，在憧憬文化和激情革命中度过青壮年的宝贵岁月。我的后半生正当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和探索创新的奋起年代，我则处于继续学习积累知识，更要实践和自我塑造，适应作个“科技人”报效社会的时期。首先是工作场景从教学课堂、工厂、工地按需求转向江河流域等自然环境。不过，我又不舍化学工程和水处理混凝剂的知识积累基础，于是同时结合进行着实验室及生产企业间的操作。这种二元化交叉的活动性质贯穿了我此后长时期的工作内容，而且逐步接近多元化的边缘集成实践活动，成为我提出以“环境水质学”为学科目标的背景。

调入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所

在这后半生，工作场景的变换对我身心潜移默化的影响便成为巨大和根本的因素，诸如：我在北京这文化科学中心大开视野，接触到全国环境界的精英学者，讨论着与国家建设直接有关的论题，提升了我的学术思想境界，并且投入更广阔的环境污染控制实际领域。

首次出国和在瑞士联邦水科学与技术研究所（EAWAG）的研究实践，使我得到摆脱一切事务的乐趣，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实验，见识和掌握了调试操作先进仪器的技巧，有了真正“脱胎换骨”成为“科技人”的感觉。幸遇国际水化学权威学者Stumm 教授及若干国际知名学者群体，直接接受他们的指导，当面请教和讨论学术及科研路径细节，使我把对苏联、日本的已有知识与西方会议报告文献上的理解相互印证，自觉萌生了全面涉猎科学的新意念，不时激发着创新立异的冲动。我见识到若干国际环境研究中心的仪器装备设施水平后，期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并驾齐驱，此时自卑与自傲的心态并存且与日俱增。在实验室身体力行地调试和操作各种现代仪器，使我增强了实践检测鉴别数据资料的能力。

在瑞典哥德堡会议上作报告

在有限的条件下，我终于主持建成略有特色的中等规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并集合组织起尚称精干的研究团队。团队合力完成了数项国际和国家的重要环境课题项目，在环境水质学领域开辟了新模式，提出了几类新概念，以各项成果发表了数百篇国内外文章，并编著了相关书籍。遗憾的是，我参与十数年的蓟运河汞污染、湘江镉污染、鄱阳湖铜污染的考察规划，与全国环境界一起，集体综合提出了控制治理方案，但大多都限于国家财力未能完全兑现实施，只能以大量数据资料当作历史文献留存备考。

所幸的是，我致力多年实践研发，结合国情建立聚合氯化铝现代化生产厂，终于在团队通力合作与外商合资经营下于唐山建成投产。它的固体粉状喷雾干燥生产模式在国际独树特色，随后逐步推广到全国多地，产品规模扩大出口行销东南亚。研究领域贯穿着基础理论—形态鉴定—生产工艺—优化模式等水处理无机高分子混凝剂系列，形成有特色的一条龙研究—生产链。

1995 年，我有幸被推荐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进入我人生的又一新阶段。这时我已经64 岁，实际已接近暮年，但我却仍壮心未已，奋力不负这偶得的礼遇和头衔，拼尽身心度过80 岁前这力不从心却貌似辉煌的十数余年。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的工作场景和活动内容显然又有相应的变化：一方面我要继续完成研究团队未了的科技项目任务，但却离开了实验室仪器台，只能凭着读文献掌握动态科研方向，凭着经验检查学生们的数据曲线图谱来改进并发表论文。尽力把分散的分析成果综合为验证创新的前导，并以此成为我的优势强项，不断充实、发展着我的环境水质学和水质微界面学科观念。另一方面，我还要责无旁贷地应对纷至沓来的鉴审会议，发表粗知半解的评论签署，亲手绘制PPT 图表去作大会报告，即时应答国内外学者的咨询交流，以这些作为我撑持外界需求压力的手段。

在此期间，我还有幸在钱正英、钱易两位院士的指导和协作下，参加了全国和西北水资源的战略咨询项目和现场考察，重温了我青年时期跋山涉水走过，如今公路、铁路畅通的云贵川青地区。还随团访问考察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水资源再生利用系统的实践模式，并得到莫大启发。这两次大规模活动显著提高了我对国家水资源环境污染现状的实感和控制方略的思考，初步产生社会发展与环境污染之辩证关系的哲学概念。

凭借团队集体历年来的辛勤劳动成果，我们又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何梁何利奖、美国SCI 经典论文奖等一系列高级别奖项，为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成果光环添上了一笔浓重的色彩。

实验室20周年纪念会师生合照

当我在纪念会上作完报告，说了几点人生感悟走下讲台时，听见观众席上不知哪位听众评论说：“思想家呵！”我不禁为之愕然。我想如果这是褒义的赞许，可能他对我的感悟有所同感，如果这包含着贬义的批评，则恰触到我的软肋。我纵观一生所为，作为科技知识界分子，除了建设水处理混凝剂工厂尚算是属于硬件行为外，大部分活动都致力于纵横捭阖在发展多元学科综合思想软件研究领域，也不知其社会贡献为正为负能值几何。即使建设生产工厂也仍是团队主要出力，而我自己主要参与谋划组织构思模式而已。总体称我为：不过是个强于思想而弱于行动的杂色知识分子也不冤枉，这才应是我最重要而猛回头已百年身的感悟！

本文摘编自《汤鸿霄自传 : 环境水质学求索60年》，标题有修改

汤鸿霄  科学人文在线  2020-07-13